网络收藏:历史七日谈(第42期)8月5日-8月11日

发布时间:2013/8/31 17:54:38 热度: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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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38年前的今天,1975年8月8日凌晨零时40分,河南省驻马店地区突遇“水祸”。板桥水库在几轮特大暴雨的袭击下,终于不堪重负,七八亿立方米超负荷库水,以十余米之高的水头...;

【38年前的今天,1975年8月8日凌晨零时40分,河南省驻马店地区突遇“水祸”。板桥水库在几轮特大暴雨的袭击下,终于不堪重负,七八亿立方米超负荷库水,以十余米之高的水头决堤而出。瞬顷,周边几乎所有的村庄消失殆尽。人们构筑大坝以防洪蓄水,却无端成为无数生灵的“水墓”。令人欷歔的是,这场鲜被提及的灾难沉睡了几十年,真相也从来没有走出过档案室,以至于这场“水祸”的遇难人数仍无确切数字。8月8日,应是哀悼日。 】

1975.8.8 河南“75.8”特大洪水

京广铁路遂平段,50吨的火车车厢被冲走5公里,铁轨被扭成麻花形……

1975年8月8日凌晨零时40分,河南驻马店地区在一场特大暴雨中,包括板桥水库、石漫滩水库在内的两座大型水库、两座中型水库、数十座小型水库、两个滞洪区在短短时间内相继垮坝溃决。9县1镇东西15公里、南北75公里范围内顿时一片汪洋。几乎所有的村庄在几个小时之内消失殆尽,数不清的人瞬间毙命。

那场雨下得有多大?后来的气象专家统计的数字显示,1975年8月5、6、7三日的降水量超过中国大陆以往的正式纪录。

被困水中的灾民

灾害发生时,板桥水库大坝17个泄洪闸只有5个能开启。在溃坝6个小时前,驻军向上级部门发出特急电称:情况十分危急,水面离坝顶只有1.3米,再下300毫米雨量水库就有溃坝危险!灾难发生前20分钟,水库第二次向上级发急电,请求用飞机炸掉副溢洪道。同第一封急电一样,这封电报同样没能传到上级部门领导手中。水库管理人员没有得到上级命令情况下,不敢大量排水泄洪。

20分钟后,洪水漫坝。水库第三次发急电,并“擅自”开启尚能移动的五扇闸门,但此时水库已经开始决口。震惊世界的惨剧拉开了序幕。

据记载,溃决时最大出库瞬间流量为7.81万立方米每秒,在6小时内向下游倾泻7.01亿立方米洪水。溃坝洪水进入河道后,又以平均每秒6米的速度冲向下游,在大坝至京广铁路直线距离45公里之间形成一股水头高达5-9米、流宽12-15公里的水流。

汝南县灾民向高处转移

板桥水库渔业生产队职工陈志家,那晚正开着大船在巨大的风浪中摇摇摆摆。那晚,他被大水冲下,一夜被冲出数十公里,大难不死,在死人堆起的草堆上歇息数日后侥幸获救。多年后,他曾回忆道:一排排房屋倒了下去,一片片的灯光灭掉了……

几十亿立方米的水仅仅用了几个小时埋葬了这一切。洪水过后留下的,是一群群体力不支的人。失散的人们,夫找妻、父找子、兄觅妹,东奔西跑。更有近百万被围困在洪水里的人。在数百里的洪水中,人们被围困在房顶上、树杈上或河堤上,开始打捞些瓜果、玉米棒充饥,后来只能吃树叶、树皮。

更为可怕的是,炎热的太阳,将数万平方公里的水面加热,几百万人和牲畜的尸体开始肿胀发烂。这些正在威胁着体能消耗过大抵抗力越来越弱的存活者。

医疗队向灾民宣读慰问电

这场浩劫究竟死了多少人?令人遗憾的是,没有一个确切的伤亡数字。民间说法从10万(据遂平县档案局)、24万(美国Discovery)到40万莫衷一是。

1978年8月20日,河南省委有个初步数字,全省死亡85600多人。洪水见证者、新华社随慰问团记者张广友在2003年写的一篇回忆录中提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说:给毛主席、党中央的报告,由你们来起草,内容要丰富,文词要简练,以不超过两千为好。这意味着,在除了阶级斗争为纲、人民群众不怕牺牲地“战洪图”的革命精神为主导的当时,笔墨将花费在此。

张广友等人写的一份提供给中央主要领导的内参中认为,原来报的8.5万人的数字夸大了,估计3万多,不会超过4万。后来,由中国原水利部长钱正英作序的《中国历史大洪水》一书披露,此次水灾中,超过2.6万人死亡。这成了后来沿用的一个“官方数字”。

关于事故的原因,官方强调特大暴雨造成的洪涝灾害,也许更为关键的还是人祸。

板桥、石漫滩等系列水库是五十年代初期“人民治淮”的产物,是新中国第一批设计建设的大型水库;当时中国的水利工作者尚无大型水库设计建设经验,完全由苏联专家建造,片面重视蓄水,忽视防洪,板桥水库比规定蓄水量超蓄3200万立方米,且疏于维护。在溃坝前,板桥水库的17个泄洪闸只有5座能开启。

更为深层次的原因是,大跃进大炼钢铁导致水库上游植被破坏严重。中国是个少林国家,森林覆盖率本来就很低,农业集体化中的“杀猪砍树”,“大跃进”中的大炼钢铁,以及后来学大寨中的开荒修梯田,使国土的森林和植被覆盖率大为减少。“吃了祖宗饭,造了子孙孽。”

南堤漫溢溃决

这场世界历史上最大的“溃坝”灾难,直到现在的8月8日,中国官方也未有任何的纪念活动。当地也没有墓碑、纪念碑。河南遂平县城中央,唯一可以找到的一块纪念碑,那是“75.8抗洪胜利纪念碑”,不是灾难纪念碑,也不是为亡者而立。(资料参考:南方都市报《水墓》、钱刚《世界最大的水库垮坝惨案——1975年驻马店大水》、于为民《75.8浩劫内幕纪实》等。)

1977.8.8 邓小平决定恢复高考

恢复高考,在北京考点外的标语:青年们要充分认识自己所负的重任,祖国在期待你们,人民在期待你们,革命在期待你们。

1977年8月8日,正式复出工作不久的邓小平召开了一个为期5天的会议,这是会议最后一天。与会者来自中科院和教育部。清华党委负责人抱怨:现在清华的新生文化程度太差,许多学生只有小学水平,还得补习中学课程,根本没法安排大学应该学习的课程。

邓小平一锤定音:“今年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这个决策后来被成为“八八决策”。

1966年至1969年,中国大陆所有高等院校陆续停止招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学教师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高等教育全面瘫痪,高等院校名存实亡。文革中后期,毛泽东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于是,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规定:高等学校恢复招收新生,招收初中毕业经过两年以上劳动锻炼的工农兵学员。此后6年中,按照“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方针,招收了7届工农兵学员94万人。

恢复高考后,12月7、8、9日三天的北京考场

这个招收标准,重点就是“领导批准”,这就造成了大量工农兵学员其实就是领导的亲戚子弟。那个时候是明目张胆地“拼爹”了,“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的说法流传甚广。

招生改革牵动千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和600万应届高中毕业生的命运。10月,国务院批转教育部第二次招生工作会议形成的“招生工作的意见”,决定从当年起,高校招生制度改革,恢复统一考试。

凡是工人、农民、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均可报考,采取自愿报名,统一考试、地市初选,学校录取,省、市、自治区批准的办法;对于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有成绩或确有专长的,年龄可放宽到30岁,婚否不限。

政治审查是文革时高校招收工农兵大学生的重要依据,主要审查家庭出身是否所谓“根红苗正”,社会关系是否“清白”。这一审查,使无数优秀学生断送了大学梦。根据邓小平的意见,招生主抓两条就行,一是本人表现要好,第二是择优录取,这两条成为此后多年高校招生的重要原则。

邓小平曾讲过:对上山下乡知青中通过自学达到了较高水平的人,要研究用什么办法、经过什么途径选拔回来。这种人成千上万,要把他们招回来上大学或当研究生,大学可以直接从高中招生,也包括从社会上招收好的青年。因此,年龄放宽至30岁,婚否不限等规定,其实是专门为“老三届”学生特别是大龄下乡知青制定的特殊政策。77、78、79几届大学生中,夫妻带着孩子上学,年龄相差十几岁,师生同班的情况随处可见。

邓小平和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合影

恢复高考的消息震动了全国!时年28岁的孟晓苏,在北京汽车制造厂工作,文革10年,他从钳工、车工、刨工一直干到分厂党办副主任。他得到消息时悲喜交加:学业中断了10多年,28岁还能报名吗?还能考上吗?

1977年,那个冬天,570万名考生,带着积聚了10年的饥渴和梦想,从四面八方涌进久违的考场……..

1978年2月22日,北大开学。孟晓苏等77级学子,在燕园里改变了人生轨迹。孟晓苏毕业后曾任万里的秘书。(资料来源:《中国制造》等)

1978.8.11 反思“文革”《伤痕》发表引轰动

伤痕文学

1978年8月11日,《伤痕》在《文汇报》上发表,没料到引起轰动。人们挤在上海街头的报栏前,争着阅读这篇小说。有人边读边揩眼泪。卢新华骑着自行车,和同学跑遍复旦大学附近的邮局,却没买到一份《文汇报》。那年,卢新华24岁,是复旦的1名学生。

《伤痕》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主人公王晓华,因为母亲被打为“叛徒”,“怀着对母亲的愤恨,怀着极度矛盾的心理”,没有毕业就主动报名上山下乡。与母亲决裂九年,王晓华始终没有回一次家,也从未与母亲通信。直到被平反后,她才明白母亲是被冤枉的,母亲病重,王晓华匆匆赶回家探望,母亲却已经去世。

从“文革”走出来的卢新华,1966年时才读初一。时隔多年后他回忆,“四人帮”粉碎后,自己就常常反思“社会究竟出了些什么问题”。他开始思考着要写一篇反映“文化大革命”给每个中国人的思想、心灵都种下伤痕的小说。

于是,他在小说里虚构了王晓华这个角色。

小说最开始贴在复旦墙报上的第二天,卢新华记得,他一早醒来忽然听到寝室门外一片人声嘈杂,打开门走出去,门外的走廊上围满了人,正在看新贴出的墙报头条位置的《伤痕》,大多是女生,不少人都在流泪。从那以后,墙报前就一直挤满了人。

卢新华小说《伤痕》的连环画

上海《文汇报》的编辑得知后,凭着新闻敏感要去了一份手稿。少为人知的是,在《文汇报》发表《伤痕》之前,卢新华也曾把稿子投给《人民文学》,但被退稿了。

就在此时,《文汇报》提了16条修改意见,其中有,小说第一句说除夕的夜里,窗外“墨一般漆黑”,有影射之嫌,遵嘱做了修改;又有,车上“一对回沪探亲的青年男女,一路上极兴奋地侃侃而谈”,遵嘱改成“极兴奋地谈着工作和学习,谈着抓纲治国一年来的形势”;还有,一直给主人公王晓华以爱护和关心的“大伯大娘”,改成“贫下中农”;而最后,因为据说感觉太压抑,于是有了主人公最后“朝着灯火通明的南京路大踏步地走去”的光明结尾。

以如今的眼光看来,《伤痕》或许有些肤浅。但在30多年前,中国人刚刚从一场噩梦中惊醒,还来不及认真思考自己的伤痛有多痛。卢新华认为,《伤痕》轰动缘于敢说“人话”。《伤痕》,是新时期“伤痕文学”出场亮相的一个标志。小说在否定残酷的阶级斗争的同时,试图唤起人性中对传统血缘人伦的珍视,“伤痕”一词很快成为追溯“文化大革命”记忆的文学思潮的名称。30多年过去,我们是否治好了这道“伤痕”?(资料来源:新京报等)

1935.8.6 方志敏就义 曾下令处死地主五叔

1935年方志敏被出卖,8月6日在南昌就义

1935年8月6日,方志敏在南昌就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其“英勇就义”和“清贫”的故事一直被收入小学语文教材,伴随一代又一代人成长。

关于方志敏另外几件事,是我们不熟悉的方志敏另一面:第一,方志敏亲自下令处死五叔。关于此事,方志敏的孙子、现任江西省档案局副局长的方华清,2011年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确认提到此事,属实。“1925年夏天,爷爷方志敏回到家乡江西弋阳湖塘村,秘密成立了农民协会,带领贫苦农民与地主展开了斗争。爷爷的五叔、地主方雨田跳了出来,带头对抗农民运动,他投靠民团镇压农民。爷爷带领全村的贫雇农,手拿铁叉、锄头,包围了他的大院,抓住方雨田。爷爷的祖母、父亲都来求情,面对亲情与民众利益的矛盾,爷爷毅然选择了站在农民兄弟一边,他坚决地下令把五叔处死了。”(《南方都市报》)

第二,方志敏在狱中是否被对方用怀孕的妻子威胁?《方志敏全传》的作者方志敏女儿方梅女士表示,影视作品为了表现方志敏坚贞不屈的形象,花了大篇幅描写他在狱中与妻子缪敏见面的情形,还说缪敏在狱中生下一个男婴;敌人严刑拷打缪敏,让方志敏当面看,说你夫人正怀着身孕。但方梅认为,这些都是不符合历史的。方志敏在狱中至死都未能与妻子相见。关于孩子,缪敏是在1935年6月被敌人从山上抓到,孩子已经生下来了,因为害怕孩子的哭声暴露躲山的游击队的行踪。她狠心亲手将刚出生的孩子捂死。后来关进监狱后,哪里还有孩子?(《羊城晚报》)

第三,方志敏被处决是否因杀了传教士夫妇?这是微博上近两天争论的焦点。一方认为方志敏因为绑架美国传教士夫妇并残忍撕票,引起国际舆论关注,国民党将其判死刑。此种说法缘于维基百科。反对者认为,无证据表明方志敏下令处死传教士夫妇,将此事算到他头上纯属诬蔑。

1936.8.10 最后一队红军游击队抵制国共合作终覆没

20世纪30年代,中国工农红军举行抗日誓师大会留影

1936年8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研究国共两党关系、统一战线问题。中共同意可以放弃红军称号联蒋抗日。经过多轮高层谈判的国共双方,终于达成协议,将在陕北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而后,中共南方八省游击区红军游击队改编方案也在9月24日商定。

国共双方约定:中共方面集结各游击队集中听候改编,国民党当局则撤走部署在游击区周围的军队,释放了包括方志敏妻子缪敏在内的政治犯。

然而,由杨文翰率领的远在江西东北一支500余人游击大队,对此却毫不知情。

杨文翰最初只是1名宣传干部。1935年,作为先头部队出发“长征”的方志敏红十军团损失殆尽。其后,红军留守游击队一败再败。仅剩零星几支游击队。危局将这个当时职务最高的宣传部长推上了一线。

没有军事经验的杨文翰上任后却表现出非凡的军事能力,短短1年多,他率领的红军赣东北游击大队,从30多人发展到500多人,还拥有轻机枪1挺,步枪200多支。处在极盛时的杨文翰,自信之余,竟没有再去联系中共党组织。信息也因此完全闭塞。他完全不知道1936年发生了“西安事件”,也不知道1937年发生的“卢沟桥事变”,他更不知道,决裂了的国共两党又合作了!

1937年下半年,中共党组织找到他时,他表示绝对不相信国共可以合作。他反复强调:“斗了十几年,国民党天天嚷着消灭红军,我们也天天喊着打倒国民党。这怎么可能?”。另一方面,方志敏在赣东北苏区威望极高,杨文翰是忠实仰慕者。他反问:“既然合作,他们为什么要杀方志敏?”。

类似的仇恨,在当时的红军游击队和国民党地方政府之间普遍存在。不过,经过一段时间的沟通,几乎所有的红军游击队最终都接受了时代的变局,认可了国共合作,接受改编。

唯独杨文翰始终坚决抵制国共合作。他继续在独立无援中继续坚持着游击战。除此之外,他的游击队还打地主富农、抗税、抗丁。令国民党当局对这支队伍非常不满。

中共南方局连续派了3批人来传达新的政策,但派来的人都被枪毙了。杨文翰已经带着他的游击队与时代大方向渐行渐远。

杨文翰执着地与国民党政府为敌,最终促使国民党下决心彻底清剿。1938年国民党调动1.7万人,重重包围了不足500人的游击队。杨文翰突围后,不断改名换姓,最终遭人举报被国民党抓住。据执刑当事人回忆,1943年杨文翰行刑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工农红军万岁!中华苏维埃万岁!”。

这支最后的红军游击队终全军覆没。

2010.8.8 甘肃舟曲特大泥石流 1471人遇难

一位生还者不愿意离去

2010年8月8日,甘肃南部舟曲县突发特大泥石流灾害,造成1471人遇难,数千人受伤。8月14日,中国国务院对外宣布8月15日为全国哀悼日。

事故发生后,不少专家指出,生态破坏是造成此次灾难的重要原因,但其中既是天灾更是人祸。甘肃舟曲是一个上千年来一直伴随着泥石流威胁的县城。“8·8”泥石流又是一场始终存在但是又被忽略的灾难。这座城市在一步步的扩张中失去理性,而抵制灾害防治和监测预警的缺失,导致灾难最终吞噬了毫无防备的居民。

然而,就在灾难发生一年后,舟曲不顾地震台反对上马大批无证小水电站,并称大举修建水电是为了招商引资,至于负面效应可谓“微乎其微”。如果说生态破坏的负面效果在其他地方尚未显现,但这在舟曲显然已经成为一个痛苦的现实。教训如此惨痛,为何还不能引起政府部门的重视和反思?


* 版块说明:《历史七日谈》每周四刊出;网易新闻客户端为您撷取历史上的今周,几个人物和他们的一些人生细节,重温往事,重怀旧颜;本期为历史上的8月5日-8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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