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收藏:历史七日谈(第32期)

发布时间:2013/7/14 15:52:37 热度: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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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35年前,安徽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签下“生死状”,将土地分开承包,开创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先河。但谁能称得上中国乡村改革的鼻祖多少有些争议,一说是“大包干”其实...;

35年前,安徽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签下“生死状”,将土地分开承包,开创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先河。但谁能称得上中国乡村改革的鼻祖多少有些争议,一说是“大包干”其实在温州出现得更早,不过历史却给了小岗村人以“政治勇士”之称谓。包产到户,破除了“公有”迷信,彻底瓦解了人民公社体制;“大包干”后的农业生产在1985年达到了一个巅峰。喜悦过后,局限性与现实困难愈发凸显,没有后来的乡镇企业释放了上世纪80年代农村经济的活力,中国农村的贫困问题不会得到更深层次的解决。但是,某种意义上,35年前中国农民“大包干”自发推进改革的勇气,无论如何拔高都不为过。

5.31 安徽农村改革:农民“胆大妄为”救自己

小岗村18户村民

1978年秋天,安徽省凤阳县小岗生产队副队长严宏昌联合18户人家搞起了“大包干”,将村内土地分开承包。年底,18位社员偷偷摸摸签订了一份“生死文书”:“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缴和公粮,不再伸手向国家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到18岁。”大家纷纷在这张大纸上摁上了自己的手印。这张“生死状”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开端的历史见证。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农村,老百姓过的是吃不上饭的穷日子,像安徽凤阳县那样穿不上裤子的讨饭县在全国不是少数。《小岗村的故事》曾记述,1977年万里“空降”安徽,下乡考察时来到一间破旧的茅屋,发现一堆柴草里坐着一位老人和两个姑娘。万里向老人家问话,老人未理睬。当地干部挂不住脸,斥责老人:省委万书记来了,你怎么不说话呢?老人突然站起来。万里这才发现:老人没有裤子穿,光着屁股。两个姑娘也一样,躲在柴草里,为了取暖。在当时,吃不饱穿不暖是普遍现象,小岗村村民的“胆大妄为”,是想办法救自己。

到了第二年,小岗生产队创造了奇迹。18户农民有12户超过万斤粮,油料产量超过合作化以来20年的总和,社员收入比上年增长了6倍。自1957年起,23年来,第一次向国家交了公粮和油料任务,分别超额6倍和80倍。

有人给这个后来被称为“大包干”的做法下了个定义: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完成国家的,交足集体的,剩多剩少都是自己的。大包干不仅使农民取得了对土地的使用权、经营权,还取得了对产品的支配权,彻底颠覆了人民公社体制。

但在当时大环境中,对“大包干”的非议很多,甚至遭到了不少人的攻击。反对者提出,包产到户就是分田单干,是资本主义性质,调动的积极性是农民个体的积极性,不符合社会主义大方向。曾在安徽滁县地委主持工作,亲历了所辖小岗村“大包干”事件的王郁昭后来回忆,当时做好了被撤职的准备。

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同中央负责农业的工作人员谈话肯定了安徽农村改革。1993年3月29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正式载入宪法。

1943.5.31 八路军在南泥湾种植鸦片进行自救?

三五九旅旅长王震向干部传达党中央和朱德总司令关于屯垦南泥湾的指示

1943年的5月,由贺敬之作词、马可作曲的歌曲《南泥湾》,很快在陕北流行传唱。新中国成立后,经歌唱家郭兰英演唱,更是成为脍炙人口的名曲。1964年,这首歌曲被编入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南泥湾,陕西境内的一条狭窄溪谷,位于延安城东南90里处。1941年3月,八路军三五九旅在旅长王震的率领下在南泥湾开展了著名的大生产运动,使得中共领导的根据地度过严重的经济困难。因而,南泥湾成了延安精神的发源地,成为中国农垦事业的发祥地。1989年9月,江泽民曾视察南泥湾,看到新建设的油矿,说:“看来这油比大庆的油还清!”(《南泥湾》与陕北“小江南”的前身今生)。而歌颂延安大生产的《南泥湾》则成了地地道道的“红歌”。

1942年4月朱德在王震陪同下在南泥湾视察

然而半个世纪后,不断有文章质疑八路军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垦荒,是种植鸦片进行自救。后人的回忆中,也有人提到“漫山遍野开着鲜艳的大烟花,印象颇深。”让世人怀疑花篮里飘香的是艳丽的罂粟花。

关于三五九旅种罂粟熬鸦片,在海外已有不少报道,影响较大的是台湾学者陈永发教授的专题论文《红太阳下的罂粟花━━鸦片贸易与延安模式》。而对于南泥湾种植鸦片的风传,多依据苏联记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写的《延安日记》。1942年至1945年,彼得以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身份来到延安。他以日记形式,根据自己的观点,记述了延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各方面的问题。上世纪80年代,《延安日记》中文版出版。撇开书中作者苏共老子党立场上的观察,日记中多处记述延安生产鸦片的事情。

三五九旅挺进南泥湾

彼得在日记种写道:到处都在做非法的鸦片交易。例如,在柴陵,远在后方的步兵第120师师部,拨出一间房子来加工原料,制成鸦片后就从这里运往市场。(《延安日记》103页)

彼得和任弼时谈话结束时,任说,“毛泽东同志认为,种植、加工和出售鸦片不是件太好的事情。可是,毛泽东同志说,在目前形势下,鸦片是要起打先锋的、革命的作用,忽视这点就错了,政治局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167页)

三五九旅在南泥湾搞生产

《延安日记》还说到:1944年中共为了得到美国的支持,积极邀请美国使团来延安访问。美国人为在中国找到出路,他们答应来了,可蒋介石坚决不同意,后来罗斯福总统对蒋几乎是下了最后通牒,才同意了。4月28日这天,彼得的日记写道:“外国记者即将来访。毛看到机会来了,想借此同反法西斯同盟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正式关系。他推想,记者们会造舆论,而政界人士就会着手认真办事。不料,中共领导在这件事情上遇到困难了。……大片土地都种上了罂粟,这是件十分令人不愉快的丢脸的事情。……怎么能掩盖得了呢?……著名的359旅被派往该旅驻地通往延安及其冬季营地的道路两旁,去铲除罂粟。第一旅也同样在干这个差事。”(243页)

今年《炎黄春秋》曾刊登一篇文章,《读延安日记》作者向继东。考证较为详细,有兴趣读者可读之,可探得不少历史线索。

1949.5.27 中共政权接管上海后怎么解决钱的问题

陈毅要求解放军官兵夜宿上海街头

1949年5月27日,人民解放军彻底攻占大上海。即将出任上海市长的陈毅下令部队进上海后要露宿街头。从1947年底开始,共产党的大军如排山倒海从北向南席卷中国。接管上海的准备是从1949年2月开始的。

中共华东局和解放军三野共抽调近两千名干部组成将接管上海财经系统的“青州纵队”。34岁的顾准,是纵队的队长。尽管陈毅要求部队露宿街头,却格外爱惜这些人才,命令他们进了上海就住高级饭店。

解放军渡江

当时,共产党接手的大上海是个烂摊子。缺米、缺煤、缺棉纱。米只够全市吃半个月。上海档案馆记载,散在民间的难民、乞丐、小偷等游民,总数达12万。国民党游兵还有三四万,潜伏的特务有一两万。

更糟的是,新政府没钱,陈毅先借了一笔钱将工作运转起来。执政第二天,就宣布即日起使用人民币。谁料还不到10日,恶性通货膨胀就出现了。人民币的价值在市场上一路狂跌,从1银元兑100元人民币,跌到1银元兑1800元人民币。最后,中共华东局决定采取政治手段,强力查封银元交易的中心场所:上海证券交易所。6月10日,华东警卫旅派出一个营的兵力直扑上海汉口路的证券大楼,当场逮捕了238人。银元风潮被压下去。

1947年通胀下的上海

1949年,中共面临通货膨胀,不仅在上海,武汉等一系列大城市都在发生。尽管从1949年10月起,上海开始向中央上缴巨额资金,但是中共中央对上海的期望有增无减。1950年中央给上海的任务是,3月份内征收公债和税收各3000亿。当时上海刚经历了国民党飞机轰炸事件,供应上海80%电力的杨树浦发电厂遭到毁灭性打击。上海市委致电中央请求减少征缴数额,被中央严厉批驳。

作为上海财政局长兼税务局长的顾准,任务就非常重了。在他的自述中提到这段历史:“用正常方法不能完成这个任务,通过重罚来完成这个任务,我称之为‘非常征税’”。具体说,就是派工作人员去查账,查出问题就从严解释税法,从重罚款。

1949年,上海“轧金子”。剧烈的通货膨胀使百姓手中的纸币几乎成为废纸,为此人们疯狂地挤在银行门口,企图兑换一点较可靠的黄金。上海人称之为“轧金子”。

这种“非常征税”的后果之一,就是被逼急了的上海资本家不断放出风声:要顾准的命。公安局不得不专为他配备了两名专职警卫员。《顾准全传》中引用的一个数字,1950年底,统计报表显示,上海的税收总额已占全国税收22%。

上海税收在中央财政的贡献,即使在顾准离任后,也还是人人都承认的。

顾准离任是在1952年,当时他作为上海“五反”的负责人,频频出现在各种集会场所。其后突如起来的被撤销一切领导职务。上海市委书记宣布,上海的“三反”运动从高级干部中捉住了8只“老虎”,顾准名列第二。再后来,他两次被划为右派,“文革”中更是残酷批斗,妻离子散。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6.2 鲁迅曾电贺红军到达陕北是否虚构

冯雪峰与鲁迅一家合影

1903年6月2日是冯雪峰的诞辰。1951年,冯雪峰发表《党给鲁迅以力量》一文中说:当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时候,他(鲁迅)和茅盾先生共同转转折折地送去过一个给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庆祝胜利的电报。

抗战时期,革命队伍中流传着这样一件事:鲁迅茅盾曾发电报(又一说为信函)到陕北,祝贺红军胜利。新中国成立后,冯雪峰是最早发文记述此事的。但一直以来,这封信的真实性始终遭到鲁迅研究界的质疑。1995年,此信全文被发现,但文字风格与鲁迅手笔完全不同。2008年出版的第四版《鲁迅全集》首次将该信收入其中,专家学者的质疑之声不绝于耳。

1995年,《来信》全文被发现,全文如下:

中国文化界领袖XXXX来信

读了中国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中国共产党《告全国民众各党派及一切军队宣言》、中国红军为抗日救国的快邮代电,我们郑重宣言:我们热烈地拥护中共、中苏的号召,我们认为只有实现中共、中苏的抗日救国大计,中华民族方能解放自由!

最近红军在山西的胜利已经证明了卖国军下的士兵是拥护中共、中苏此项政策的。最近,北平、上海、汉口、广州的民众,在军阀铁蹄下再接再厉发动反日反法西斯的伟大运动,证明全国的民众又是如何热烈地拥护中共、中苏的救国大计!

英勇的红军将领们和士兵们!你们的勇敢的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国民众期待你们的更大胜利。全国民众正在努力奋斗,为你们的后盾,为你们的声援!你们的每一步前进将遇到热烈的拥护和欢迎!

全国同胞和全国军队抗日救国大团结万岁!

中华苏维埃政府万岁!

中国红军万岁!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XX XX一九三六、三、廿九

鲁迅研究领域的权威专家,断定此信不可能由鲁迅执笔。从文风文体风格和用词习惯上,把“中国苏维埃政权”简称“中苏”,信尾呼上几句“万岁”,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当时鲁迅已与中共党组织失去联系。另一个“当事人”茅盾是怎么说的呢,茅盾一直坚持两条底线:这份功劳归之于鲁迅,绝不往自己身上拉;他没有过目,“我实在未见过电文原稿”。就连许广平,她是鲁迅的助手和伴侣,鲁迅所参与的每一件机密大事,她都知情。只有鲁迅茅盾联名信的事,她却全然不知。若要说这封信能产生什么影响。当时的革命形势很需要《鲁茅联名信》,鲁迅茅盾在党内军内威望很高,“公开拥护”,说明中共的新方针新政策人民群众是接受的。

1921.6.1 赵元任新式婚礼挑战世俗

赵元任与杨步伟银婚纪念

1921年6月1日,胡适之博士和朱徵女医生应赵元任和杨布伟邀请来到两人家中吃饭。晚上6点钟,胡适与朱徵都来了。直到茶余饭后,赵元任突然拿出手写的婚书,说是如果二位愿意签名作证,他们会极感荣幸。胡适和朱徵这才晓得自己原来还有证婚的义务。

胡适后来回忆,幸亏他早有心理预备。赵元任原本常到他家来畅谈音韵学和语文罗马化问题,但那段时间来得不那么勤,而且又注意到他与杨步伟小姐来往密切。便大致知道怎么回事。胡适带了一本由他自己注解的《红楼梦》精心包装,起先怕猜错,又在表层加了一层普通纸。赵元任和杨步伟后来寄送给亲友的通知书上,表明除自创的书信、诗文或者音乐等,其他贺礼一概不收。这结果便是——婚结得妙,礼送得也巧。皆大欢喜。

陈丹青作品里的清华国学大师,从左向右依次为: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宓

新娘杨步伟还表示,结婚这个事只两个人的关系最大,而别人不过加入热闹而已。且她和赵元任两个人个性都很强,容易决裂,早早知道对方缺点,还可以对自己有点警告。

这在当时的中国社会,这样毫不忌讳、毫无仪式的结婚绝对算得上是新派。离开赵家后,胡适就向《晨报》报料。结果第二天《晨报》就用特号大字刊出《新人物的新式结婚》。这场新式婚礼一经媒体传播,一时轰动京城,传为美谈。一些年轻人开始效仿。赵元任后来在自传里记述:我问罗素先生我们结婚的方式是不是太保守,罗素答称:够激进。

民国女知识分子集体悔婚,是民国的独特风景。被剥夺自主婚姻的权利,是民国新女性之不能忍的大事。杨步伟便是其中一员。

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图为罗素(前右一)在北京同讲学社同仁合影。前排右起:罗素、勃拉克女士、蒋百里、后排右起:孙伏园、王賡、赵元任、翟世英

出生于大家庭的杨步伟一出生就由祖母做主,给她指定了其姑母肚里的孩子,她不满百日就有了丈夫。所以,她给表弟写退婚信后,家人要将她捉回来嫁,不然就处死。但她始终是个幸运儿,开明的祖父和父亲许可了她的决定。

婚后,杨步伟的革命人生被改写了,柴米油盐生活起了个头。1973年,赵元任夫妇回到中国,赵元任向周恩来介绍妻子:她既是我的内务部长,又是我的外交部长。一个女人终究还是一个女人,最后成就了一大家子的衣食住行。女人的归宿常常是这样。虽然帮助丈夫功成名就,自己却不免壮志难酬。民国新女性的人生难题,其实到今天也还是个无解的难题。(部分资料来自《看历史》)

1996.5.31中国3次“严打”:1983年妇女家中办舞会判死刑

“严打”老照片

1996年5月,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从4月中旬开始,在全国全面开展“严打”斗争。省市自治区的党政一把手,都深入到第一线。截至月底,官方宣布“严打”取得阶段性胜利。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分别在1983年、1996年与2001年进行了3次“严打”,均由各级党委牵头,公检法司一起上阵。与1983年第一次“严打”相比,1996年和2001年的“严打”震慑力在一次一次地减弱,针对的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的“犯罪井喷”。

政法机关将一批刑事犯罪分子公捕公判并游街示众

1983年第一次“严打”,政治和军事色彩浓厚。因为当时社会治安是个突出的问题。那一年发生了一起特大凶杀案,8名犯罪分子杀了27人,多名女子被强奸。因此“严打”时“大开杀戒”,但这也造成了很多恶果,甚至是“冤案”。有青年仅仅因为亲了妇女就被判极刑;西安1名妇女喜欢跳舞,在家中办舞会被判死刑。这次严打期间,判处死刑的权限下放到县区一级的法院,同级党委领导就可决定死刑。

大约从2001年之后,大规模的“严打”就退出了历史舞台。如今在媒体上也常见“严打”这个词,但多为专项整治。往事不会重演,但“严打”思维对法定程序可能造成的破坏,却依然令人担忧。


*版块说明:《历史七日谈》每周四刊出;为您撷取历史上的今周,几个人物和他们的一些人生细节,重温往事,重怀旧颜;本期为历史上的5月27日-6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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